那么这为天下立法着律一事,就只能由刘禅牵头领先了。毕竟哪个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诱惑?刘禅当然也不例外,武功既彰,文治总也要跟上的吧?
问题越难,功绩越大!
刘禅面对的问题,是连李世民、朱元璋都不曾面对的问题,因为那时华夏律法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框架,循旧制缝缝补补即可。而刘禅现在要做的是彻底推翻旧制,重构一个可垂范后世的新框架。
那部由曹叡牵头、陈群、刘邵主导编纂的《魏律》,对后世着律立法影响颇深。
其非但对两汉律法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,还开启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,把儒家主张的孝悌纲常融入到了刑律当中。
某种程度上,它革除了两汉法制的积弊沉疴。后世说它是华夏第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,赞他为后世各朝各代着律立法开创了范式。
但这不是刘禅想要的《汉律》。
既因为《魏律》依旧不够健全。
也因为《魏律》首开八议之制,堂而皇之地在国家律法之上又开了一道后门:
亲贵触法,法外开恩。
门阀犯禁,禁内开门。
没办法,曹操起家靠的是汝颍士族与谯沛武人,曹丕篡汉更以九品中正制换取世族拥戴。
到了曹叡这里,士族、贵戚的根基已然深植于魏室,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不向他们倾斜
大汉的蜀科、汉科由丞相主导,即使到了现在,走的依旧是乱世当用重典的路子。
刘焉、刘璋父子治蜀三十余年,施政宽柔,法令废弛,蜀中豪强专权自恣,欺凌小民,以致思为乱者十户而八。
法正曾劝丞相效仿高祖皇帝约法三章,以宽政收拢人心。
丞相却反对:
秦地之所以能用约法三章收心,是因为暴秦苛法在前,解其倒悬便是恩德。蜀地却恰恰相反,病根在于法令不行、威刑不肃,若再行宽政,无异于抱薪救火。
于是汉科从严,从重,从猛。
八务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惧——法行则知恩,威立则知惧。
曹魏那边总爱说:
贼以密网束下,故下弃之。
大魏反其道而行,弘以大纲,则百姓自然安乐。
不得不说,这也是另外一种每与刘反,事乃成耳了。
但曹魏曾拥九州之地,居天下之中,以大国之重行如此妥协之事。
而大汉不过区区益州之地,却依旧以法网束下,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。
毕竟曹魏宽纵之法,对于一统天下这事来说,确有其利在,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后,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。
也难怪曹叡如此痛恨曹丕,就连丧礼都严重缺席。
彼时曹叡丧时不临的大不孝大不敬闹得天下皆知。最后曹魏那边的官方口径说,曹真、陈群、王朗等以暑热固谏,给曹叡这位大魏天子找补了一番。
这宽纵之法也不是曹操的初衷,假若曹操知道曹丕继嗣后会对士族全盘妥协,对自己的政策反攻倒算,恐怕未必会传位给他,而曹不到了地下恐怕也要被曹操狠狠拷打。
毕竟打压士族豪强是几位开基之主的共识,而真正贯彻到底的,只有大汉一国而已。
在丞相严刑峻法、密网束下的治理下,大汉境内已是赏罚必信,无恶不惩,无善不显,吏不容奸,人怀自厉,道不拾遗,强不侵弱,风化肃然”的景象。
这是《汉科》的功绩。
可如今也成了它的局限。
它是一剂猛药,专为益州一州之地的沉疴积弊而配制。
当大汉的版图还蜷缩在巴山蜀水之间,当北伐大军的粮草全靠蜀中汉中供应,当朝廷的政令可以四通八达数日可至的时候,《汉科》的严刑峻法就是最有效的工具。